從小我生長在一個知識份子家庭，我父親是一個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留美學者，雖然父母都沒有宗教信仰，但他們都認為宗教信仰是讓人作好事，而西方的教育制度比較先進，希望我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我被送到一個英國基督教辦的小學上一年級。在那兒我第一次聽到上帝的說法。從那以後我一直在天主教學校受教育，畢業於上海震旦女中（法國教會學校）。在這漫長的十多年間，神父，修女以及教友同學們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也經常和大家一起進堂，可是對天主教的教義和教規瞭解得不夠深。

在當時，我相信這個世界有造物主，祂是全能的，大公無私的，祂造我們是要我們彼此相愛，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因為神的大公無私，我相信好有好報，惡有惡報。我對自己的要求也很嚴，覺得一個能按照良心辦事的人，對人對己都應有同一個標準，作個社會上有用的人。

1949 年我認識了我的先生，王鍾琦，他家在北京，是好幾代的天主教徒。1952 年我到北京上大學，和他一起進堂，請一位留法的神父給我講道，翌年領受聖洗聖事及堅振禮。1954 年後在中國教會活動基本被禁止，教堂被封，神父被抓。對我來說，精神上，信仰上的考驗也開始不斷地出現。

1955 年我從東北藥廠實習完回到北京時就被隔離審查，由於我先生得罪了他的頂頭上司，而被隔離審查，因此我也得隔離審查。另外，我的家族有許多親戚都在台灣當官，我有可能是潛伏下來的特務（實際上 1949 年我尚未成年）得搞清楚！還有，在別的同學都是積極要求入黨的時候，而我卻相反領洗加入了天主教，這是思想反動。這件事也成為我以後多年的罪名。我被關了三個多月，後來還是讓我回大學上課，畢業後被分配在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工作。開始我對一切確實不理解，有點怨天尤人，後來想通了：覺得這是天主對我的考驗， 應當平心靜氣地接受，我問心無愧。那段日子我的心態和生活還算正常。在事情過去好久之後，聽說同班的一位基督徒自殺了！我覺得是天主在保護我。

這次審查結論給我扣上思想反動的帽子，因此在工作單位顯而易見我是個「異類」。有了在大學挨整的經驗，我一頭紮進工作，有規定必需參加的學習活動才跟著參加，安靜接受天主的安排，努力學習，好好工作！

1958 年我得了肺結核病，全休在家，所以在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中我沒有增加任何罪名。

1965 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在這場運動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卷入了，我也跟著卷入了。我被再一次「隔離審查」，罪名是「反動會道門骨幹分子」，因為我參加了

「聖母軍」。從 1968 上半年開始，我就被關在研究所一年多，不僅不能見到家人，而且每天要參加批鬥會，喊打倒反革命（自己）的口號。在這些日子裏， 我求過天主， 在非常需要幫助的時候， 就祈求天主賞賜我力量，一切聽從祂的安排，我堅信天主自有公道，從來沒有過絕望的想法。

這樣的生活大約又持續了半年多，後來軍隊進入接管！1969 年 10 月我被叫去談話，准許我回家，並讓我自由選擇去我先生的幹校，是建築工程部的幹校， 在山西，太原附近，或是去衛生部幹校，因為藥物所是屬於衛生部領導。經過慎重考慮， 我選擇了去衛生部幹校，因為衛生部醫生，護士多，孩子看病就肯定不會有問題。事後證明這個選擇是對的，而且我相信這是天主在關鍵時刻幫助我作出的正確決定。

1970 年，我去幹校的第二年 6 月夏天，我 9 歲的大兒子， 得了急性黃水瘡感染，如果讓細菌（金黃色葡萄球箘）進入血液，那就是敗血症，就沒有救了！我非常慶幸當初作出帶孩子去衛生部幹校的決定，挽救了兒子。這一切都是天主的恩寵，保護了我全家人。

1972 年夏天我接到通知可以帶家屬回北京了，全家人高興萬分。1979 年鄧小平決定派一些工作多年的科學工作者出國學習，衛生部也不例外。告知可以報考出國學習兩年，感謝天主我考合格了， 10 月我終於去到德國，在漢堡大學化學系作了兩年研究，發表了論文，於 1982 年 2 月再回到北京藥物所工作。我的兩個孩子都在

1985，1986 先後出國（美國和澳大利亞）5 年後我要求再次來美國進修兩年，於 1987 年 10 月來到美國。原本打算 1989 年 10 月按期回國，去香港的簽證都辦好了，當時我先生在香港工作，但天安門六四大屠殺發生了！這一下過去的痛苦全都回到了心頭，不敢想像這國家將來會是什麼樣，我實在沒有勇氣再過像五六十年代那種生活，所以就留下來了。

在 1985 之前的幾十年我基本上是在挨整和正常的生活的邊沿生活！甚至在德國學習那兩年我也不敢錯一絲毫，我一定要好好地完成學習任務回到研究所，給所有支持我的人爭口氣！當時兩個兒子尚未成年， 都在國內！我不能有任何「錯誤」，以免影響他們的將來。因此在德國兩年間我不敢進堂或和教會發生任何聯繫。1987 年來美國後我開始主日進堂，但是由於語言問題和教會聯繫不多，這幾十年間我只辦過一次告解。2010 年退休後搬到法拉盛來住，主日就在附近的教堂望彌撒，也曾參加幾次教堂裏的活動，發現由於語言，風俗，生活習慣差異較大，未再繼續。到 2018 年 3 月我先生病危住進醫院，我覺得應當請神父去醫院看看他，我向朋友求助，她介紹了心慧給我，我馬上就接到心慧的電話，第二天鄭神父，心慧和其他 2 位教友去到醫院看望我先生，給舉行了傅油儀式。在以後的 3 個多月中無論我先生在安養院或醫院，心慧都安排人定時去看望並給送聖體，直到 2018 年 4 月 6 日我先生去世。這一切給了我極大的安慰和幫助。我覺得自己 找 到 了 我 真 正 想 要 的

「家」，就是 “ St. John Vianney Church”！

回顧自己的一生，雖然有過不少痛苦和遭遇，但我仍然覺得我是一個幸運兒，因為在種種的情況下我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天主總在關建時刻幫助我作出重要的和正確的決定。例如帶孩子去衛生部幹校的事，我至今想起來還會怕，如果不是在衛生部幹校得到醫治，我的大兒子真可能會沒有命了，那會讓我後悔一輩子！

雖然在 1953 年我受了洗，但對天主教的教理了解並不多，在加入教理班的學習後，使我思想開朗，明白了更多道理！然而在所有的道理中我覺得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堅信天主是至公至義，祂總是在關懷，幫助我們！至於我們如何能聽見天主的聲音，取決於我們自己是否傾聽良心的聲音，

如果將現世的利益、金錢等等放在第一，那麼很容易就會聽信魔鬼的引誘，將良心放在一邊，其結果必然是聽不見天主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