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深冬，追著夕陽，辦完了公差，急急忙忙往老屋趕。黑黃相間的防撞欄外已經看到滿院子的枯草，從草尖上望去，只能看到教堂頂上魚鱗一樣的瓦片。

走進鐵柵門，齊腰的灰條、毛毛秧還有臭蒿子已經讓人無路可走，爬滿樹的枯死的豆角藤蔓上還掛著幾個風乾的豆莢。今年的雪格外少，蓋不住地皮，這在我的記憶中是絕無僅有的，斑斑駁駁愈顯得荒涼。老榆樹上一兩隻野鳥驚叫著飛去了。栓過小黃狗查理的沙棗樹，枝頭掛滿了一串串沈甸甸的金黃的沙棗映著夕陽，孤獨地立在那裏，只是不見了小狗迎客時撒歡的身影。唯一的綠色是堂門前亭亭的兩棵馬尾松，這也算得“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了。

馬尾松下鋪了厚厚一層松針，乾旱使它無奈地捨棄了一身翠綠的松針。踩在松針上，無聲無息，只有極細微的松軟和一縷淡淡的松香。

就在這松樹下，幾十年裏先後有好幾位司鐸曾在這裏納涼：留著山羊鬍子、瘦小佝僂、始終微笑的李尼各老；慈祥睿智的袁路加；眼光深邃、有永遠也講不完的聖經故事的和安東；整天樂呵呵的老頑童張若望；威而不猛的謝保祿……他們都曾在這裏，在夏日的綠蔭下思考過，歡笑過，祈禱過，朗朗笑談似乎就在昨天。而就在這松樹下，身為老會長的父親似乎永遠都坐在這裏祈禱，艷陽下，月光裏。

鐘樓上的水泥已經又掉落了幾塊，露出了紅磚的顏色。鋼筋的十字架早已被雨水腐蝕，鐵銹斑斑。鐘樓上，是父親曾經爬著梯子曬過杏乾的地方，黃橙橙的透亮的杏乾就是瞻禮時孩子們的佳果了。透過堂屋的窗戶，風琴還挨後墻放著，琴蓋上一層灰，不再能聽到父親粗糙的手指彈奏出的悠揚。

前墻上雨水沖刷留下了一道道泥痕，像老人臉上汗水沖刷過的污漬。這讓我想起了那些故去的老人們。

那個王奶奶，因為武威腔很重而惹得孩子們常常捧腹的王奶奶，她用發白的頭巾包了自己家老母雞下的十幾個雞蛋來給修堂的工友們。

那個趕著毛驢車從幾十里外的孫家溝來搬磚的，一天兩次要吃安茶堿止咳的老李爺子。出謀劃策，粗打細算，關鍵時刻能拍板的精瘦的鄭老爺子。

還有咱們的乾姨媽，那個做了腰椎結核手術而貓著腰的姨媽，她也捐獻了自己偷偷攢下的五十元。

能把拉丁文的彌撒唱得如癡如醉的能工巧匠段會長。

那個講起教會的歷史來如數家珍的王老先生……

當然，最讓我難忘的還是父親，他伐了滿院子的上百棵白楊樹備料；他用兩個年頭，備齊了石頭和磚瓦，坎坎的伐木聲，月光下從東方紅拖拉機上卸磚的聲音似乎還在我的夢中迴響。

砌在墻上的磚，掛在屋頂上的瓦，一塊塊，一片片，從這些故去的老人手上傳遞。

還有那個曾任國民政府區長的老孫爺子，在我記憶中，他來進堂時，永遠騎著一頭個頭高大的灰色毛驢。為了能騎上驢背，老人家會把驢牽進渠溝，然後左腳踩蹬，右腿一跨，劃出一道優美的弧線，悠然地騎在驢背上，“得”，一個極具權威的命令，兩腿一夾，毛驢就一溜煙地出了巷子。我理解“精神矍鑠”這個詞，就是聯想著他老人家才悟透的。後來，後來他更老了，終於騎不上驢背了，他只好步行七八里地來參與瞻禮，他在祭臺前跪下時像一把生銹的折尺，一點點，一點點地往下折，起身時就力不從心了，只好由人攙扶。他用自己的熱情，把聖母經唱成了天下獨一無二的調，有起有伏，有鋪敘有轉折。我到現在，還能流暢地用他老人家獨創的調子把聖母經唱出來，只可惜我不識譜，否則我一定把他的調子記下來，傳下去。

還有孫奶奶，就是這個孫爺爺的兒媳婦，今年十二月安息主懷，享年九十有六。她老人家八十幾歲的時候還能在天睛的時候，一個人步行七八里來參與主日。

他們都故去了，像一片片黃葉，悠然而落，融入了泥土；像一本厚厚的書，封存在有限的記憶裏。

老人們去了。年輕人進了城，人口城市化，老屋已是門前冷落鞍馬稀。這裏只剩下兩棵松，兩棵柏，一棵榆，一棵沙棗，還有不知憂喜的鳥，年年在樹蔭裏唱歌。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走出院子，夕陽已收盡餘暉。

“東關酸風射眸子”，北風撲我一個滿懷，忽然就想起李賀的詩句來。